8月经济走势：由回落到回稳

事实上，它们做转口贸易，不仅是服务，还是以货物贸易为主，有港口、集装箱货物在。

从这一角度来看，新的特区必须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有所作为，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、政府和市场等之间的失衡。道理很简单，每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，而是行政和政治。

其次，即使在一些体制上原先有创新，但随着体制的运作，这些创新的方面逐渐消失，被现存体制所同化。从1980年代到现在，很多特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缺失体制创新是主要原因。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，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。换句话说，是其他地区要和自由贸易区和试验区的体制接轨，而不是相反。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，例如把政治、行政、社会、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，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。

再次，在特区发展过程中，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，一些特区，尤其是深圳，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。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。其实美国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不高，因为有些问题技术性很强，比如金融行业的管理等，作为普通百姓，即使对这些问题再感兴趣，但也不懂啊。

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世界瞩目，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，大多数公众认为房地产商属于既得利益者，这种情况下，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房产宏观政策应当如何调整？ 黄亚生：我要纠正一种观点，社会上有人说，既得利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中国贫富不均的表现。人民论坛记者：今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之一罗伯特·席勒曾提醒中国的房产泡沫问题。历任密歇根大学、哈佛大学教职和世界银行顾问。

有钱人需要保值增值，市场上能够提供保值增值的产品很少，最后集中在土地上。房地产商是既得利益者，可他们怎么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？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。

在我看来，完全是把社会的钱从左口袋拿到了右口袋里，本身没有创造任何价值。政治的改革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，比如农村的选举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。既得利益者其实也是希望盘子做大，这样他们也能拿到很大盘子的一个比例。因此，要促进中国消费的话，得解决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，而不是去指责百姓不去消费。

这种方式可能对于发展高铁等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还是有一定好处的，但刚才也强调了，中国不能一直靠这种发展模式，还是要靠民间的自我形成的发展动力。 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民间力量 人民论坛记者：作为经济学家，您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我们这期特别策划的主题是既得利益与改革，您对中国的既得利益问题是如何看待的？ 黄亚生：整个改革，尤其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发展使利益集团扩大化了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，本来农民是在经济发展的外围，但改革使他们也进来了，成为了最初改革的既得利益者。过去中国的国营企业，我倒是觉得他们起到了国营企业该起的作用。  促进中国消费得解决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，而不是指责百姓不去消费 人民论坛记者：经济发展一般需要有理论作指导，但是一直被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因为美国经济危机、欧洲债务危机而受到质疑，那么当下什么样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更有帮助？ 黄亚生：全世界范围内，中国的消费跟中国的经济总量太不对称了，国民消费仅占35%，一般国家都是60%左右。

美国的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基本是同步的，中国却很奇怪，房地产高涨，而其他没怎么涨。土地和房地产的泡沫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印发钞票，贷款增加，资本产品价格升高，需求增多导致的。

投资为何这么多？是因为用很便宜的价格获取了资本，又以补贴的方式交给发展铁路等等的国家建设机构。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情形。

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一级市场出了问题。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、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。我觉得从中国过去自己发展的经验来看，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当是同步进行。所以，如果GDP增长从10%下降到6%甚至5%的时候，肯定会出现巨大矛盾。人民论坛记者：有人称收入分配改革是下一步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键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 黄亚生：我觉得并非如此。因此，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前提是经济是否一直持续高速发展。

商机、土地价格和银行贷款、资金获得的机会等，这方面出现了问题。  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的前提条件是，经济能持续保持高速发展 人民论坛记者：有观点说，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们最终还是会成为改革的先锋，您如何看？ 黄亚生：当前有一种看法，说既得利益者会反对经济发展，这个观点我不赞成。

而且，所有经济学研究都表明，国企就是这样把钱从一口袋拿到另一口袋的发展模式。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农村，1990年代是城市民营企业的发展，2000年加入WTO后，国际化及外资的进入，等等。

如果说能源等利益可能是有计划经济形成的背景，而房地产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，是由于改革不彻底造成的。就像一个水池，水如果全部冲到左岸，右岸就没水了，全部冲到右岸的话，左岸就没有水了。

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？因为，一方面农村经济在改革，另一方面中国也有着温和的、非常有意义的政治改革。不过，在美国，有些方面如社会保险方面的制衡非常好，因为这个老百姓很容易懂，能拿多少退休金很容易算出来。如从刘志军等腐败案中可以看出，官员通过控制商机，不公开竞标，将商机给了自己认识的商人，使这些商人获利，这是主要问题。如果左、右岸都可以冲水的话，力量就会平衡。

那时还有个现在已不怎么提的口号，叫小政府大社会。政府肯定是有着正面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应当从上世纪50年代、 60年代、70年代那时开始说起，那时对农村的教育卫生投资巨大，使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，再加上改革，这样，两种力量的结合就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。

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枪毙这些多腐败官员，还是有这么多腐败案件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猖獗，一次比一次数额巨大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说明有制度漏洞的背景在后面，没有透明，暗箱操作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我认为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主要还是依赖民间力量。

  垄断企业不应该是利润最大化，而应当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人民论坛记者：在中国，国企一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，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企更是如此，当前，中国突破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？ 黄亚生：在市场经济国家，国企垄断的行业在有些时期是允许的。政府又想保留现在投资拉动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，同是又想让大家消费。

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、副院长，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，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。很多学者对中国改革的途径到底怎么回事，存在不正确的认识。当一个社会没有很好的保险机制，如医疗、失业、退休保险等时，是需要一些国企来提供就业机会，因为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机制。二是政府而言，用英文成语讲是又想吃蛋糕，又想留住这块蛋糕。

如土地价格、资本价格出现了扭曲，这些是使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问题。虽然，并不一定要求二者完全同步，但至少要朝同步的方向迈进。

二级市场就是政府再分配，二次分配。虽然打击腐败的力度是加大了，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枪毙腐败官员最多的国家。

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既得利益者们发现发展经济很难，自然就要扩大自己的利益。 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有经济改革，也有温和的、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：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是从土地制度入手，突破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，在当时也突破了不少人的既得利益，现在看来，那时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？ 黄亚生：是有可为当下借鉴的、但不一定可行的经验。